82年王必成到南京休养，许世友亲自探望，为何2年后却突然发难？

1981年12月，因健康问题，时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开国中将王必成，经上级批准，前往南京进行疗养。

年近七旬的王必成，终于回到了曾经奋斗十余载的南京城。这座承载着他无数回忆的城市，不仅留下了他拼搏的印记，更有着众多并肩作战的老友。想到未来将在这片熟悉的热土上重聚，王必成心中满是期待与喜悦，仿佛已经看到了热闹非凡的场景。

1982年刚开年，王必成住进了南京普陀路1号。没过多久，他的老领导许世友专程来拜访。两人聊得特别投机，气氛十分融洽。

1982年农历新年期间，王必成心情愉悦，再次造访了位于中山陵8号的许世友住所。这次会面，两人深入交谈，话题广泛，气氛和谐。临别之际，他们还特意拍摄了一张合影，以此作为这次愉快会面的纪念。

1984年1月，王必成在南京参加中央顾问委员会华东组的会议时，出乎意料地遭遇了许世友的猛烈批评。这一突如其来的冲突让王必成措手不及。

在会议中，许世友神情凝重地指出：“我们军区有三位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，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参与了夺权行动，但至今仍未对此做出任何解释。”

许世友的话一出口，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。大家都知道他提到的三位老红军是谁，他们分别是王必成、林维先和鲍先志。王必成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，林维先和鲍先志也都在军区担任过重要职务。

作为顾问委员会成员，王必成也出席了这次会议。面对许世友突如其来的质问，他显得有些措手不及。原本打算回应的他，一时间竟不知从何说起。更让他犹豫的是，担心一旦说错话，可能会使局面更加难以控制。这种顾虑让他选择了保持沉默，没有立即作出回应。

到了下午四点，时间已经有些晚了，王必成意识到临时准备发言显然来不及了。于是，他让人给主持会议的胡耀邦传了一张纸条，表达了自己的立场。他在纸条中明确表示，自己并不认同许世友的观点，但考虑到时间紧迫，同时为了维护整体会议的顺利进行，他决定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，不进行公开发言。

王必成回到家里，心情复杂难平。他没想到，许世友至今还对过去的事念念不忘。其实，他们那时候压根儿没想过要搞什么夺权的事儿。

许世友和王必成的友谊跨越了近六十年的时光。

王必成和许世友同是湖北麻城的老乡，两人之间只隔着几公里的路程。王必成比许世友年轻六岁，尽管年龄有差距，但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。

王必成在六岁时失去了父亲，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。他只上了两年私塾，就不得不回家帮忙干农活。1926年，当革命思潮传播到麻城时，经历了生活艰辛的他，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农民运动的行列。

1927年，年仅15岁的王必成投身于黄麻起义。当时，他的赤卫队队长是许世友，两人关系十分密切，成为了挚友。随后，他们共同加入了红四方面军，但在那之后，两人的道路逐渐分离。

许世友之所以能成为一员猛将，主要得益于他早年的特殊经历。在少林寺长达八年的武术训练，为他打下了扎实的武学根基。此外，在投身红军之前，他还有过在吴佩孚部队服役的经历，这段军旅生涯让他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。这些独特的背景，使得许世友在战场上展现出过人的勇猛与能力。

在鄂豫皖地区的多次反围剿战役中，许世友七次加入敢死队，其中两次担任队长，为守护根据地立下汗马功劳。他的晋升速度也相当惊人，到1933年时，他已升任红9军副军长并兼任25师师长。

与许世友不同，王必成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，他的军旅生涯起步较为缓慢。刚加入红军时，他仅仅担任传令兵和勤务兵等基础职务。经过三四年的艰苦历练，到1933年，他才晋升为营政委，职位相对较低。

1934年，王必成晋升为副团长，随后参与了川陕根据地的“六路反围攻”、广昭战役、陕南战役以及嘉陵江战役等多次重要战斗。在长征期间，他经历了无数大小战役，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。此后，他进入红军大学深造，通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，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。

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，王必成作为团参谋长加入了新四军。他带领部队向东推进，在苏中一带建立抗日根据地，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与此同时，许世友被调往胶东地区担任旅长职务。尽管两人分处不同战区，但地理位置上其实相距不远，都在华东地区坚持抗日斗争。

随后，王必成和许世友都被调到了陈毅和粟裕的指挥下。这时候的王必成，因为打仗特别厉害，已经被人称为“冷面将军”。他在营溪、姜堰、黄桥这些大大小小的战斗中都表现得非常出色，名声越来越大，在根据地也是赫赫有名的战将。

在解放战争爆发初期，许世友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的指挥官，与此同时，王必成也担任了第六纵队的司令员职务。这两位将领在军事指挥层级上处于同等地位，共同承担起重要的领导职责。他们的任命不仅体现了各自在军事领域的卓越能力，也反映了当时华东野战军在战略部署上的重要考量。两位指挥官在同一时期担任纵队司令员，为后续的战役指挥和部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尽管王必成的知名度不及许世友，但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丝毫不逊色。王必成的军事才能和实际战果与许世友旗鼓相当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具影响力。虽然许世友的名气更大，但王必成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，他在多次战役中展现了卓越的指挥能力和战略眼光。两人在军中的地位各有千秋，王必成的战绩足以证明他的实力。

1946年，在苏中战役的关键时刻，王必成带领部队参与了五场重要战斗，每一场都取得了胜利，总计消灭敌军1.6万人。

1947年，在王必成的指挥下，第六纵队连续攻克了长兴、金坛、溧阳、溧水和高淳等多个地区。这支队伍在王必成的领导下，迅速推进，成功解放了这些关键地点。通过一系列战略行动，6纵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，有效扩展了控制区域。

1947年2月，王必成在莱芜战役中率部歼灭敌军2.4万人，取得了重大胜利。随后在5月的孟良崮战役中，他指挥部队率先攻占孟良崮，击毙了长期对峙的对手张灵甫。这两场战役充分展现了王必成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之后，他又参与了一系列重要战斗，包括南麻、沙土集、豫东、淮海和渡江等战役。在这些战役中，他表现突出，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。

1949年2月，王必成被任命为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4军的军长。尽管他的职位比当时担任山东军区副军长的许世友稍低，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非常小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王必成和许世友两位将领积极响应国家号召，投身抗美援朝战争。在朝鲜战场上，他们都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英勇的战斗精神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。这段经历不仅丰富了他们的军事生涯，更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一段值得铭记的光辉篇章。通过参与这场重要的国际战争，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军人的责任与担当，在军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

在1955年的军衔评定中，许世友获得了上将的荣誉，而王必成则被授予中将军衔。当时，许世友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，王必成则是上海警备区的负责人。

五年后，这两位曾并肩作战于黄麻起义的老战友再次聚首。王必成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，与许世友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。

这两人私下关系不错，工作上也能很好地合作。但6年后，一场意外的灾难突然降临，导致他们的关系迅速恶化。

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许世友对当时的局面感到非常不满，他觉得周围的气氛让人难以忍受。于是，他决定远离这些纷扰，选择了一个安静的地方——大别山的深处，静心休养，同时也为了调养自己的身体。

尽管他努力避开纷争，但终究未能幸免。幸好周恩来总理了解他的处境，为了保护许世友免受伤害，特意安排他前往北京中南海，为其提供庇护。

许世友调任北京后，南京军区的日常事务主要由几位副司令员和政委共同处理。具体来说，张才千、王必成和林维先三位副司令员，以及政委鲍先志，共同承担了军区的主要管理工作。

当前局势动荡不安，南京军区的几位高层领导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，处理事务时显得相当力不从心。

在多方力量的施压下，他们不得不频繁发声。话说得越多，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。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曲解，经过口口相传，原本的意思就逐渐走样了。

许世友尽管不在南京，却始终留意着军区的动态。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不断传来，引起了他的不快。

许世友之所以大发雷霆，是因为王必成等人在会见军区“三团两队”代表时，居然在机关和部队关于“搞四大”的提议上签了名。

许世友一见到这份签署的文件，顿时勃然大怒，他气愤地表示：“这种做法简直是扰乱军纪，自己削弱自己的防线。立刻通知军区，这份文件不得公开！”

许世友的一句话让王必成等人感到非常棘手。作为副司令员和政委，他们当时正忙于处理复杂的局面，处境已经相当困难。在意见书上签字，并不是他们真正的意愿，而是迫于形势的压力。

他们签字主要是因为形势所迫，别无选择。那时候政策还不明确，大家都担心万一走错一步，后果会很严重。

在许世友缺席的情况下，这些决策变得异常棘手。原本应由他这位主要负责人来拍板，但现在却让其他人感到左右为难。

没过多久，许世友就返回了南京军区。回到岗位后，他依然火气未消，直接在公开场合批评王必成等人签署的那份意见书。他毫不避讳地表示，这份文件只会让军队陷入混乱，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，这种混乱的背后是为了争夺权力。

王必成等人在南京军区的处境变得相当艰难。这一情况的定性显然十分严峻，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随着形势的变化，他们在军区内的日子愈发不好过，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也随之增加。这种局面不仅让他们感到困扰，也让整个军区的工作氛围变得更加紧张。

得知这一情况后，毛主席和周总理立即采取行动，安排王必成等人前往北京避难。他们在北京的接待中心居住了超过一年，期间得到了妥善的保护。

1969年12月，王必成、林维先和鲍先志的职务发生了变动。王必成被任命为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，林维先则前往武汉军区担任副司令员一职，而鲍先志则被调至济南军区，出任副政治委员。

张才千与这一事件关联性较弱。事实上，他被调往解放军总参谋部任职，并受到上级重视。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，他的职务进一步提升，先后出任副总参谋长和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等重要职位。

王必成和许世友虽然不再共事，但王必成对那份意见书一直难以释怀。后来，两人都进入了中顾委，经常在同一个小组开会。每当提起这件事，许世友总会直接点名批评王必成，这让王必成心里更不是滋味。

聂凤智作为他们俩的共同朋友，经常出面调解两人的矛盾。这件事甚至引起了毛主席的。

1971年秋天，毛主席在南方视察期间，与许世友会面时，特意为王必成说情。毛主席对许世友表示：“王、林、鲍这三位都是正直的人，希望你能手下留情，不要对他们采取过激措施……”

由于王必成和对方分别驻守在南京和昆明两个不同的军区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的交集逐渐减少。王必成认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不再放在心上。

1982年年初，他重返南京，与许世友的关系出人意料地和谐。这种融洽的氛围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，仿佛过去的恩怨已经烟消云散，只需一笑便能化解所有隔阂。

对许世友来说，即便时光流逝了十多年，那段往事依然如鲠在喉。正因如此，在1984年1月的一次重要会议上，他再次将此事摆上台面。这段历史始终萦绕在他心头，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。许世友选择在这个场合重提旧事，显然经过深思熟虑，反映出这件事在他心中占据着特殊地位。这次重提不仅是对过往的回顾，更体现了他对这段历史的执着态度。

王必成觉得这件事必须和许世友彻底沟通明白，为此他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心准备。

1984年6月，中央顾问委员会华东组在杭州举行了第二次会议。许世友和王必成都出席了这次会议。在会议上，王必成针对“夺权”事件发表了讲话。

王必成表示，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，他与许世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他从未有过反对许世友的念头，也从未在背后对许世友有过任何负面评价。如果许世友对此有所怀疑，他欢迎许世友进行核实和调查。

关于“夺权”这一事件，王必成也进行了说明。他表示，当时许世友从外地来电，指示如果有人胆敢冲击司令部大院，可以直接开枪。

接到指令后，他感到事情不太对劲，便特意向家中的几位主要成员征求意见。大家一致认为，许世友的这个提议可能会让局势变得更加紧张。

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下令禁止使用武力。由于决策存在不确定性，王必成向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和林彪办公室寻求意见。得到的答复一致：不得调动军队，严禁开火。

王必成表示，多年后再审视当时的情况，选择不调动军队使用武力无疑是个明智的决定。他建议许世友能够重新思考那段时间的经历，以便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经验，并避免未来重蹈覆辙。

王必成还澄清了两件事，这两件事可能让许世友对他产生了误解。第一件是1967年提出的“平反五条”，第二件则是军区党委向中央提交的“检查报告”。这两件事在当时可能引发了许世友的疑惑，王必成对此进行了详细解释。

在详细阐述完这三个问题后，王必成坦诚地对许世友表示，两人都已年过七旬，余下的时光有限，很快就要去见马克思了。因此，他希望大家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做些有益的事，少结怨，多积善。

经过一番深入交流，王必成以细致的说明和真诚的态度打动了许世友。会议结束后，许世友主动走向王必成，两人握手言和，彻底化解了之前的误会。

在许世友和王必成化解矛盾后的次年，许世友逝世，终年79岁。王必成则在1989年去世，享年77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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